“这5个研究方向的确定有一定的机缘，源于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反思。”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计算所研究员李晓维说，“这几个方向，前四个方向涵盖了计算所60年的历史积累，第五个方向则是对领域未来发展的一种把握。我们想通过这种设置，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的研究，为学科可持续发展更好地贡献力量。”
以李晓维所从事的测试与容错计算为例，芯片的研制很难一次成功，出现问题时就要进行故障诊断，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定位精度。而一个动辄几十亿个晶体管的芯片出了故障，究竟是定位到10万个晶体管的范围，还是定位到50个晶体管的范围，后续的工作量有数量级的差距，直接决定着芯片的研发速度。
此前，精确的芯片故障诊断技术主要由三家国外公司掌握，前段时间，这些公司先后宣布对中国某企业实施封锁，导致该企业遇到了难题，该企业找到了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寻求帮助。
幸运的是，他们找对了人。李晓维团队在故障诊断领域有着长期的积累，技术虽然没有商业化，但在实验室的支持下，他们一直在不断地精进，目前定位精度已经达到国际公开报道的最高水平，一举让企业突破了瓶颈。
这个“备胎一夜转正”的故事让李晓维深刻地感受到国家重点实验室体制的优势。“如果是遇到了问题再从零开始，那我们肯定做不到现在这样。但实验室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做事，所以才能持续支持我们这个团队。”
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计算所研究员冯晓兵看来，有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先不同的课题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可以真正把目光放长远，从顶层设计入手，成体系地去做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原来主要是你跟谁比较熟，就合作多，现在都在一个实验室，大家平时的交流多了，能够在更高层面上发现科学问题，一些工作就能够更早地开展合作。”
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这样的系统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这也正是孙凝晖作为实验室主任所期望看到的。在他的构想中，国家重点实验室理应为国家构建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
“原来我们是‘1+1’模式，一项技术或者一个设备，加上一个公司，就成了，过去计算所已经把这个模式做透了。可是有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的使命就不一样了，我们要去探索‘n+m’模式，也就是用实验室成系列的n个技术，去联合m家高科技企业，共同构建中国未来信息基础设施的技术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技术演进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说。
青年才俊“分兵把守”
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除了“大牛”，还有不少“网红”，计算所研究员陈云霁就是一个。他与弟弟陈天石研制了国际上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寒武纪”，被《科学》杂志评价为该方向的“先驱”和“领导者”。
退回几年前，陈云霁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这个“80后”当时想做人工智能与芯片设计的交叉研究，但他也没想清楚，这个交叉研究到底能“叉”出些什么东西来。
“当时这还是一个全新的方向，在国际学术界是不太受到认可的，也基本上没有相关的论文，申请科研经费更是不容易。”陈云霁说。
他非常理解，如果仅仅从KPI（关键绩效指标）的角度考虑，没有一个实验室会支持他做这样的事，毕竟他在做的事“既不能产钱，也不能产论文”。
但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偏偏支持了。在“种子”阶段，年轻人申请不到课题，实验室就从运行经费里拿出钱来，支持他们开展探索性的研究；孙凝晖还带着陈云霁去各个相关单位争取相关资源，就这样一步步帮着他发展起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还吸引了Olivier Temam等国外学者的参与，拓展了陈云霁等人的国际视野。
在开始的五六年里，陈云霁的成果的确不多，可是，厚积终于迎来了薄发——2020年6月2日，陈天石创立的寒武纪公司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得到批准，成为中国人工智能芯片的第一股。如今的“寒武纪”，已经从昔日的“非主流”，成长为全球智能芯片领域的先行者。
“我们实验室选择支持什么样的课题，一是看科研人员发自内心的驱动，再由实验室领导去判断它的长远价值，而并不是看国家有没有立项，或者是不是国际热点，不是跟着这样任何一个指挥棒。”陈云霁感慨，“只有在这种宽松的土壤里，才可能有‘寒武纪’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