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该承担的任务是恪守承诺，在整个ITER计划遇到困难，勇敢顶上，那是勇挑重担。”罗德隆说，中方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背后都是长时间的积累和努力。
“从不会做，到做出来，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在最初设计版本中，蒸汽冷凝罐被设计成一个整体，安置在ITER整个装置的顶部。
但2016年，新上任不久的ITER组织总干事主张，变更原有设计，原因是之前的设计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必须将蒸汽冷凝罐分解成4个，在地基没建起来之前，预先埋入地下。当时地基已经开挖，这意味着蒸汽冷凝罐的生产计划和供货时间大大提前。
原来的蒸汽冷凝罐供货方临时“撂挑子”，按照程序，ITER组织对所有参与方公开招标。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建联合体，首次通过国际竞标直接获得ITER这项任务。从投标开始到最后按期交货这2年多的时间里，联合体两家单位克服生产周期短、设计变更大、标准要求高、协调接口多等诸多困难，保证了项目进度。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PF6线圈是目前国际上研制成功的重量最大、难度最高的超导磁体，相当于两架波音747飞机的重量，对ITER正常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所历时6年，完成了该部件的研制工作。所有关键制造工艺及部件全部一次性通过ITER国际组认证。
大约在2018年，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向中方招手。ITER组织发布了主机TAC1安装标段工程招标书。
“这是ITER实验堆托卡马克装置最重要的核心设备安装工程，也是ITER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合同工程。”罗德隆告诉记者，ITER有很多安装包，但TAC1安装标段工程好比核电站核岛里的反应堆、人体心脏，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工作是安装杜瓦结构及杜瓦结构和真空容器之间所有的系统。
工程的难度也不同寻常。作为托卡马克装置压力容器的底座，杜瓦底座吊装重量1250吨，设备最终就位偏差不超过2毫米。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核集团牵头的中法五家成员单位组成中法联合体共同应标并最终中标。
“我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主要的是这个采购包最能体现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综合权衡后，我们决定集中力量投这个标。”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强连用两个“首次”来形容事件的划时代意义——中国核能单位首次以工程总承包形式成功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我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大型核科研设施建设。
“通过参与ITER计划，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从原来不会做，到做出来，并做得更好，甚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罗德隆总结，通过国际合作，中国在国际核聚变舞台上有了更大话语权。
在中国，一定有一盏灯被聚变之能点亮
“当某一天可控聚变实现了，将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同时研发过程中的那些中间技术也将极大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长段旭如说，作为大科学工程，“人造太阳”依赖很多学科的发展，它的发展又能推动这些学科的发展。
罗德隆没想到，当年的无心栽柳之举，却催生了国内聚变产业链。甚至在业内，给ITER供过货的企业，已成为不需认证的高质量产品代名词。
经历过“激将法”的西部超导，在国内外市场上积极拓展超导材料应用领域，特别是顺利成为西门子核磁共振超导线材合格供应商。
“加入ITER前，国际主流聚变会议上，几乎没有我们的声音。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获邀在大会做主题报告、口头报告，甚至担任会议主席。”但罗德隆说，加入ITER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聚变舞台的中心。
借助我国首个偏滤器位形的核聚变实验装置（HL-2A）和世界上首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这两个大科学装置，我国与全球120多个聚变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每年平均有500人次国际专家访问我国，开展与国内相关聚变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
“ITER并不是一个直接商业应用的发电站，而是一个实验堆，就是要让科学家去做实验，探索和平利用聚变能发电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可行性，为实现聚变能商业应用奠定基础，否则就是给别人做嫁衣。”罗德隆说，加入ITER计划的另一大任务，就是培养人才。
ITER推进过程，也是中国核聚变工程技术人才与团队持续储备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