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这封信函,完整表达了中共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五一口号”得到积极响应
“五一口号”发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
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称“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宣告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分别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妇女界代表何香凝、刘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继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
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农工党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决议》中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总部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处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之下,不便发表公开声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总之,“五一口号”发布后,短时间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以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方式,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北上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
“五一口号”成为重要历史界标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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