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形成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强有力的保护伞而言，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以及全国首个强制报告App的上线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支点，但这个新事物背后还有不少工作需要细化，强制报告App也需要不断完善推广。”重庆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的意见颇具代表性。
“最需要细化的是有关未成年人隐私信息的保护制度。”九龙坡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廖革红说。
日常工作中，廖革红接触的来做人流的未成年人，或者父母带来检查的未成年人，他们都很紧张害怕，担心被人知道，对自己未来的工作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虽然强制报告制度本身已经提及，要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但在具体操作中医生报告哪些信息，报告多少，已经上传到App上的信息如何严格保密，公检法与教育、民政、街道社区等多单位部门联动时，如何有效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这都需要进一步细化。”廖革红说。
此外，廖革红建议要进一步细化对医生、教师等报告人的保护机制。
“虽然现在法律法规赋予了医生、教师报告相关线索的权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大部分家长、当事人是不愿将信息报告上去的，一些医生担心这可能会加剧医患矛盾。”廖革红说。
“从拒绝看客这个层面来看，强制报告App具有很大意义，但发现之后怎么办？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刘希娅说。
2年前办理的一起虐待儿童案，让孙文静一直难以释怀。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家庭条件不好，妈妈有些神经偏执，一不如意就会打她。一次妈妈失手将女儿打倒造成头部重伤，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检察院介入后，孙文静发现，小女孩的父亲已经入狱，又没有其他亲属可以抚养她。如果剥夺了她母亲的监护权，小女孩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最终检察机关只能对孩子母亲采取训诫教育措施。
“如果小女孩的遭遇及早被发现报告，也许她的处境会好一些，但光发现肯定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孙文静说，要解决类似问题，首先要完善对无良好抚养条件未成年人的国家救助、收养等一系列制度，而现阶段要解决这些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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